時間：2017-09-26 來源：互聯網 瀏覽量：
2014年2月，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成為微軟公司第三位首席執行官。他的前任——比爾·蓋茨和史蒂夫·鮑爾默——都曾率領公司度過最為風高浪急的歲月，與這兩位相比，納德拉說話更柔和。巴爾默14年的任期即將結束時，以72億美元的不菲代價購買了諾基亞的手機業務，卻因蘋果和三星霸占市場而铩羽而歸。納德拉迅速修正了航向，加大了對人工智能和商業雲計算的投資。結果使微軟業績出現顯著轉變，雲服務收入大幅增長，利潤同比翻了一番，股價空前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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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將於9月26日發售的新書《擁抱變革：重新發現微軟之魂與想象一個更好的未來》（Hit Refresh: The Quest to Rediscover Microsoft's Soul and Imagine a Better Future for Everyone）中，現年50歲的納德拉描繪了科技進步的前景，講述了豐富的個人曆史。他出生在印度，母親是一位梵文學者，父親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公務員，1988年在他21歲生日時移民美國，到威斯康星–密爾沃基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碩士。他在1992年加入微軟，成為專攻Windows NT操作係統的“傳道者”——一邊利用周末完成芝加哥大學的MBA課程，一邊遊走於美國各地，向企業客戶演示軟件。在慢慢向微軟組織結構頂峰進軍的征程中，他經人介紹認識了印度女孩安努，然後結婚並且有了三個孩子。納德拉為他的孩子而自豪，其中包括21歲的兒子讚恩（Zain），出生時患有嚴重的腦癱，在此過程中，他對工作和生活的看法逐漸溫和起來。
在該書的前言中，曾領導微軟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聯合創始人、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的聯席主席、61歲的比爾·蓋茨盛讚納德拉的謙虛和務實精神。他還指出，盡管這隻是一本處女作，但納德拉繼承了裏爾克、尼采、歌德等大師的衣缽，表現出卓越的文學創作才華，同時，他也是一位狂熱的板球愛好者。最近，蓋茨造訪了納德拉位於華盛頓州雷蒙德市的微軟園區辦公室，並與記者就管理理念到移民政策，再到科技進步的前景風險的諸多議題進行了探討。
以下為訪談全文：
史蒂文森：為什麼在職業生涯中期撰寫一本回憶錄？
納德拉：在史蒂夫·鮑爾默結束首席執行官的大概幾個月後，我遇見了他，問道：“嘿，你在寫書嗎？他轉過身來對我說：“不，那是過去的事了，我現在已經進入未來。”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也許在我經曆這一切的時候，應該對這一過程進行一下反思。說實話，對我來說、對我們自己的員工來說，這是水到渠成的東西，我們正在經曆這種轉變。不是說我們已經到達了什麼目的地，而是要對這一過程加以徹底思考和書寫。
史蒂文森：你在書中認為，培養同理心會帶出一個最好的公司。如何將同理心融入你的管理風格？
納德拉：像以往一樣，堅定和衝勁在今天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們還需要謙虛。我用“同理心”這個詞的原因在於我們所做的業務是滿足客戶尚未被滿足、無法言傳的需求，這就是創新的全部意義。沒有同理心和好奇心，你不可能做得那麼好。
蓋茨：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越來越認識到同理心的重要意義。一開始我們都是速度狂，（在辦公室裏）呆一整晚，想著“哦，你編的程序慢了百分之五？你不屬於這裏。”非常強硬，史蒂夫·喬布斯，他管理Mac團隊的方式，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哇，他們做了很多，但一年之內，所有人都走掉了。我認為隨著這個行業的成熟，人們也期待CEO成熟起來。薩提亞天生具有一種與很多人一同工作的能力，用和藹可親的方式指出人們的錯誤，對錯誤的反饋比我更快。
史蒂文森：薩提亞，你在書中寫到，閱讀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卡羅爾·德維克（Carol Dweck）的《心態：新的成功心理學》（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對你重塑微軟的企業文化有所影響。其中說了些什麼？
納德拉：可能在我成為微軟CEO的兩三年前，我妻子讀了這本書，她讓我也讀一讀。它改變了我的生活。這本書說的是固有心態與成長心態——一旦擁有了成長心態，你總想學習。我開始思考腦子裏的事情，自問如何讓一家公司擁有學習文化。我們有好奇心嗎？我們有致力於學習的基本姿態嗎？當我成為首席執行官時，我把那種想法拋磚引玉，想知道人們是否能夠領會。大多數人認為，這不僅僅是薩提亞為我們製定的新規則，而是以人為本。因為說到根本，“無所不學”總是比“無所不知”更好，而且以多種方式呈現，你會成為更好的父母、配偶、團隊成員和經理。
史蒂文森：當你成為首席執行官時，你歡迎比爾·蓋茨回到微軟，要求他在扮演日常角色之外做得更多。你怎麼會想到引誘他回來？
納德拉：比爾身上帶有一種磁力。每當人們見到比爾時，都想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工作。這是不可複製的。你可以說服比爾，如果你是對的，他會是第一個認可你的人，但你在思想上不能懶惰或不誠實。對任何人來說，有一個像比爾這樣棘手的對家都是很有幫助的。
蓋茨：這很有趣。我隻把時間花在產品策略上，在西雅圖與一些非常聰明的人開會。史蒂夫·鮑爾默可能會告訴你，當他擔任首席執行官時，我搞不明白不做CEO意味著什麼，而我必須學會成為二號人物。但這已經解決了。嘿，當CEO是很難的。我覺得扮演這個角色絲毫不值得嫉妒，應該說，同情多於嫉妒。
史蒂文森：比爾，與你擔任CEO時相比，薩提亞現在麵臨的形勢有何不同？
蓋茨：公司更複雜，我們有更多的產品，另外還有四家大型公司和200家其他重要公司。有一段時間，信不信由你，資金很有限。實際上，你的競爭對手資金有限，如果他們不能多賣產品，就無法保留大型開發團隊。現在，由於人們對這一領域的信任，創業資金和超級利潤的產品，企業可以花費大量資金。對客戶來說，這意味著所有這些不同公司的創新速度都是難以置信的。
納德拉：我的意思是，我想，從沒有一個時期我們三個人在科技研究和研發方麵的投入大於100億——比如120億美元，亞馬遜在花錢，穀歌在花錢，我們也在花錢。
蓋茨：蘋果和Facebook花的稍微少一點。但他們擁有無限的資源，他們負擔得起。誰知道他們為什麼不投資呢？
史蒂文森：微軟和蓋茨基金會堅信技術力量有利於讓人類生活得更好。作為一種向善的力量，科技的作用有哪些？
納德拉：我想說，混合現實、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將推動科技大步前進。
例如，我現在居住的州，華盛頓州，以及我出生在印度的那個州，都在使用同樣的基於雲的機器學習技術來預測高中生的輟學率。因為你想利用稀缺的國家資源，找出最需要幫助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輟學的人。利用這種雲能力進行預測，為社會提供廣泛幫助，是人工智能的一種實際應用。
蓋茨：在蓋茨基金會的工作中，你真的很想對阻止腐敗的現狀加以跟蹤。比如說，為尼日利亞提供健康保障——如果通過數字貨幣的話，可以追蹤到錢被付給了哪個人、什麼時候付出。然後你可以審核說：“這事真的發生了嗎？”你不想告訴捐贈者百分之三的費用被濫用。如果在尼日利亞這種腐敗叢生的地方能夠進行數字追溯，就可以減少腐敗。我們基金會對疾病、教育和金融服務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是因為我們處在數字奇跡的頂端。微軟介入其中，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我個人的樂趣，它也創造了協同效應。我看到數字工具在哪裏工作，而沒有在我的基金會發揮作用，然後我過來問：“為什麼我們沒有把它做得更好呢？”或者“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史蒂文森：自動化是否會讓人類丟掉工作飯碗，造成經濟困局？
納德拉：科技取代人類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但並不是非此即彼，將會出現新的工作機會，我們需要教育和再培訓。在人的一生中，如果我們必須尋找不同類型的就業崗位，就需要不斷學習。沒有技術的突破，我們就不會有足夠的增長，這對任何人都不會有好處。因此，我們要優化增長，同時解決替代就業問題，給社會帶來有意義的凝聚力，使人們感到他們能夠參與和貢獻。
史蒂文森：埃隆·馬斯克（Elon Musk）一直擔心，一旦電腦變得比我們聰明，人工智能可以把人類變成“家貓”。人工智能將威脅人類的生存嗎？
蓋茨：埃隆所擔心的所謂控製問題並非迫在眉睫，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埃隆的看法。我們不應該為此感到恐慌，我們也不應該輕率地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這個問題最終會出現。
納德拉：在現有階段，指導我們的核心人工智能原則是：我們怎樣寄希望於人類，並提高他們的能力？甚至在自學係統中，仍有許多設計決策可以由人類來負責。所以，我們可以確保係統中沒有偏倚或不良數據。我想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來塑造我們自己的未來，而不是想想而已，這都將發生在我們身上。控製是一種選擇。我們應該努力保持這種控製。
史蒂文森：請你給我72歲的母親解釋一下：量子計算是什麼？
納德拉：我認為做不到，雖然我希望我能。但簡而言之，我認為我們已經在一些基礎研發上達到了極限，正是這些基礎研究幫助我們獲得了所有的計算能力。問題是，使我們保持指數增長的計算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下一項突破在哪裏？是否與氣候、糧食生產或藥物發現有關？我想這就是量子在起作用。對我們來說，投資於此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我們是雲計算的最大用戶之一，我們將其視為我們的下一代雲。
蓋茨：當你建議我們應該嚐試對量子做出解釋時，我笑了。這是微軟的一部分，他們把幻燈片放出來，我真的不明白。我知道很多物理和數學知識。但是，當他們做到幻燈片上，那就是象形文字，是量子。
史蒂文森：薩提亞，你的書中描述你和你的妻子從印度移民美國時遇到了困難，也提及白宮前首席策略師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臭名昭著的論點——在科技領域有太多來自亞洲的首席執行官。對於白宮關於移民的論調，你如何回應？
納德拉：我在兩大方麵受益於美國：在印度長大時，我就在使用美國的科技產品；美國的移民政策讓我得以進入美國，在這裏生存發展。坦白地說，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讓我的生活故事以這種方式上演。所以我覺得住在這個國家是幸運的。設想一下：像我這樣的人出現在這裏，可以茁壯成長。在世界上有多少地方你敢這麼說？我就是這樣看的。我們的競爭力基於什麼？基於人的能力、貢獻和茁壯成長。我認為這是獨一無二的，我們不應該放棄它。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鬆我們的邊境，或者我們不應該有移民政策，或者我們不應該以智能化的方式考慮替代人類勞動。所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應該認真考慮政策。但從根本上說，我認為美國是一個歡迎移民的國家，有一些東西，我們不應該失去。我剛才對你們說的這些已經與特朗普總統和美國政府分享過，我將永遠為它們振臂高呼。
蓋茨：其他國家試圖模仿我們。在每個國家，當你會見政府首腦時，他們都會說：“好吧，在我們國家建個矽穀，缺什麼呢？”所以美國做了很多正確的事情，談到改變，人們應該三思而後行。從白宮出來的那種言論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有一些改變。在科技行業——我自己、薩提亞——我們都在談論我們認為不利於美國的政策。現在，人們會問我們說：“你們不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說話嗎？”是的，我們的思維存在偏見。我們熱愛科技。我們愛微軟。但我們不會殫於發聲。
史蒂文森：薩提亞，你小時候在印度時，你父親在你的臥室裏掛著卡爾·馬克思的海報。在管理一個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方麵，馬克思主義給你了什麼啟示？
納德拉：如今，馬克思主義唯一令我受益的部分是，要創造盈餘，從而為他人創造更多的剩餘價值。微軟的商業模式是獨一無二的，不用於許多其他的技術公司。我們的成功不僅僅是我們的成功，通過我們所創造的每一件產品和每一分錢，其他人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我相信，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隻要有更公平的長期盈餘分配製度，也有助於保持製度穩定。
史蒂文森：你羨慕你的競爭對手正在做的事情嗎？
納德拉：我不被嫉妒所左右，我很欽佩我們的競爭對手。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會把他們視為一種靈感來源，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史蒂文森：比爾，薩提亞讓你喜歡上板球了嗎？
蓋茨：還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