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12-18 來源：互聯網 瀏覽量：
作者：李墨天/戴老板
1258年，旭烈兀率領的蒙古大軍包圍了阿撥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蒙古人的騎兵和弓箭被12英尺厚的城牆所阻擋，但當末代哈裏發Al-Mustasim打算趁著焦灼的局勢求和時，1000多東方工程師設計的弩炮和早期鐵管火炮進入陣地，巴格達的城門在三周內轟然倒塌，哈裏發被迫投降。
此後便是蒙古人的屠城。據記載，無數清真寺、宮殿、醫院和學校被摧毀，數十萬人死去，遍布全市的36所圖書館被付之一炬，數不清的珍貴書籍被扔進了底格裏斯河——據說因為扔進去的書太多，以至於河水被染成了墨水的顏色。而哈裏發則被裹在地毯裏，任由蒙古騎兵踐踏碾死。
蒙古的崛起和巴格達的陷落是西方史學界研究了無數次的課題，也曾被作為歐美人骨子裏那種“東方恐懼”心理的故事來源。而在今年，這段曆史叕被從曆史的垃圾堆裏翻出來——美國哲學家大衛·戈德曼接受《世界周刊》訪談時[1]，把如今中國對美國的挑戰，比作蒙古人對巴格達的征服。
這種暗藏“黃禍論”的荒謬觀點，顯然不值一提，這樣類比華為，簡直是包藏禍心。
不過大衛·戈德曼腦路清奇的點在於，他把華為比作橫掃世界的騎兵部隊，並稱“華為沒有很強的中國屬性，反而更具有帝國性。”
這個觀點值得研究。
我們都知道，華為身上既有中國性，又有美國性——某家英國電訊公司曾評價華為是一家“中國的美國公司”，它用西方的管理框架包裹起內在的東方思維。但現在，華為開始逐步參與決定世界的技術未來，他們在全球範圍內擊垮對手，占領市場，給西方社會帶來極大的震撼。
能夠從殖民地中組建外籍軍團為帝國戰鬥，是帝國的定義範疇。
而根據華為2018年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公司員工來自全球近160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五萬名外籍員工，在海外市場的員工本地化率達到70%。
華為依靠這些“雇傭兵”在全球攻城略地，這在中國曆史上都難以見到先例。
華為不但如饑似渴的學習西方管理哲學的方方麵麵，用IBM、埃森哲和普華永道的方法打造自己的管理體係，還高效地利用了外籍研發人員軍團：5G標準技術研究中，PolarCode的理論方向由土耳其大學教授Arikan提出，5G的一項關鍵算法則來自任正非口中一個“不談戀愛的俄羅斯小夥子“。
但如果華為身上隻具有美國性，像某家組裝電腦的公司那樣，選一個時髦的CEO，穿著精心裁剪的西裝，整日在各種論壇上誇誇其談，用華爾街喜歡的姿勢來規劃自己的業務發展，那華為遭受的阻礙顯然會少的多。但華為顯然不是這樣，它身上的那種強烈中國性，才是最令西方震撼的部分。
眾所周知，任正非曾經當過14年的兵，跟那個年代的很多人一樣，他的講話風格裏帶著一些60~70年年代黑白照片的感覺，給人一種 “中西交彙”和“土洋結合”的畫風：他的演講稿上裏既有IPD、ISC、LTE、4G/5G等英文術語，也有“攻山頭”“前線後方”“到農村去”等革命詞彙，相得益彰。
而受任正非的影響，華為的很多地方都有革命和軍事的痕跡：華為的自我批評會議被稱為”民主生活會“，重大的商業交易則是”上甘嶺“，做項目時“讓一線指戰員直接呼喚炮火”。而華為的工程師們也像朝氣蓬勃的革命隊伍一樣，農村包圍城市，集中優勢打殲滅戰，吃掉了一個又一個對手的地盤。
西方人沒見過這樣的公司，《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中評價說，“這是中國式的密碼傳承，西方公司永遠弄不懂，弄懂了也無法推行。”
身兼中國性和美國性的華為，在向帝國進發的時候，離不開對手們的推波助瀾——帝國的名分向來隻能靠敵人的認證，當阿拉伯軍隊進入帕米爾高原時，唐朝的帝國性才得以確立。特朗普的製裁給華為來了一個猝不及防的加冕禮，當太平洋板塊開始碰撞時，一個商業帝國完成了它的奠基。
貿易戰讓華為完成了最後的戰鬥動員，打贏了，華為就是全球製霸的科技帝國；打輸了，華為就隻是一家成功的商業公司。
但華為麵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自己要和世界保持怎樣的關係？
據說羅馬曾把迦太基的神廟和都城毀滅，在沃土上撒鹽，不過在他們大部分征服中，羅馬都不是靠短劍與長矛，而是羅馬法配合著四通八達的道路，將地中海周圍變成了行省，“條條大路通羅馬”，把各色民族變成了羅馬公民。
自晚清以來，中國就一直在討論如何在學習西方那一套理論的同時，又保留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靠著摸石頭過河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但當真正誕生出華為這種全球統治的公司時，幾乎沒有類似曆史的中國，無法為華為提供理論支持。
相比於技術領先後麵前的艱難探索，華為在跟世界打交道這方麵，才是真正地挺進了真空地帶。
如果說技術是華為的第一個“無人區”，那麼這就是華為第二個“無人區”。
華為想要講的故事和普通的商業競爭有一些重要區別：30年來，中國一直向世界兜售“表層商品“，比如衣服、鞋子和手機電腦，如今華為開始向全球出售”深度技術“，深入公寓、工廠和通信基礎設施的5G網絡。在中國曆史上，還沒有一個企業家做到這一點，哪怕他們本有機會去做這些。
貿易戰開打後，華為一直在努力調和其全球抱負與中國價值觀的關係，任正非也指示華為的公關部門強調華為的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一致性，以求達成共識。
在采訪中，任正非把5G技術比作高速公路，華為做的就是去全世界修築信息的高速公路，至於上麵跑什麼車，不是華為決定的。
在墨西哥，華為對當地政府說，“你們的全國性寬帶讓我們來建，你們可以開展電子商務和金融業務，我們可以提供配套的物流和融資方案，讓你們融入世界市場。”
但很顯然，西方固有的成見、保護自己領先優勢的私心，以及骨子裏的那種對東方國家的不信任，讓華為這些公關行為收效不大。
華為日前公布的三季報披露，公司實現了逆勢增長，今年前9個月收入6108億元，同比增長24.4%，前三季度全球手機出貨量增長26%。但這種增長更像是中國消費者對華為的特別支持，代價是華為的競爭對手們都遭遇下滑：Oppo的出貨量下降了18%，Vivo下降了19%，小米下降了20%。
但第二戰場歐洲的戰局，卻仍然在艱難膠著。
任正非在采訪中承認，由於無法使用穀歌的GMS服務，導致華為很可能在歐洲損失100億美元收入，Mate 30係列手機率先在歐洲發布，餘承東在發布會上說華為的手機芯片”幹翻了蘋果“，但這款手機至今未能在廣闊的歐洲市場進行正式銷售。
率領一個帝國應對強大的反擊戰，任正非肩上任務很重。
法國《觀點》雜誌問任正非是不是覺得自己成了世界的主人，任正非回答說[2]，“我就像兔子一樣想找一個角落躲著，現在躲不了，不知如何辦。”
帝國的遠征從來都是蕩氣回腸，但前提是指揮官不能犯錯誤。
在世紀初通信市場競爭最激烈的時期，任正非接連作過三個錯誤判斷：過早放棄CDMA、錯失小靈通、拒絕做手機。2002年華為遇到負增長，也讓任正非意識到不能讓自己成為華為的瓶頸，促成了華為施行至今的輪值CEO製度。
但貿易戰開打，美國人和中國人又一起把任正非推上了最高指揮官的位置，這打亂了任正非的計劃，但又讓他充滿鬥誌：《經濟學人》雜誌問他，“中國有許多企業領導人退休太晚，以至於對企業發展不利，您會不會考慮更早一點退休？”任正非回答說：“我現在才思泉湧，再呆幾天吧！”
好在華為已經拿下了第一階段的勝利，5G基站正逐步擺脫美國生產的元器件，華為的手機也在朝著國產化的方向前進。但沒人能保證動員的效果會持續多久：前段時間，在一次人事問題引發的內部討論中，任正非批示，“戰時時期不宜大風大浪、大起大落、波濤滾滾，改革要靜水潛流。”
如何處理跟將士的關係，如何處理跟民眾的關係，員工有不滿怎麼辦，民眾有不滿怎麼辦，這都是一個商業帝國必須俯下身去解決的問題。一旦處理不好，民意洶湧襲來，一家企業很容易從眾星捧月，跌落至口誅筆伐，過程甚至會短到以“月”來計。
已經做了十幾年國際化的聯想，恐怕深有體會。
在中國經濟體量時隔幾百年重返全球第一的時刻，華為的問題也會是其他中國企業的問題，它們在未來的二十年將全麵湧來。在中國的商業史上，沒有一家公司完整的走過這樣的一條全球治理的艱難之路，對內對外怎麼走，二十四史裏沒有答案，黃老之術裏沒有答案，儒道哲學裏也沒有答案。
華為的答卷，也是一個急速崛起的國家熱切需要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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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戈德曼說對了什麼？說錯了什麼？文揚，觀察者網
[2]. 任正非萬字采訪實錄，澎湃新聞，2019年
